《從藝生涯的回顧》陸錦花

( 摘自《越劇藝術家回憶錄》，《文化娛樂》編輯部 1982 年編 )

為啥會吃“開口飯”

學唱戲在舊社會是被人看不起的。我所以會吃這碗“開口飯”，完全是為生活所迫。我祖籍福建，娘是諸暨人。 1927 年我生在上海。從我懂事的時候起，我爹就長期失業，經常患病。家裡只得靠娘幫做裁縫下手掙幾個錢苦度光陰。由於家境清寒，我阿姐 16 歲出嫁，阿哥未成年就當了學徒。我很小就輟學在家，給娘做幫手。當時我家有個親戚在大來劇場包茶堂，所以我時常有機會到那裡去。坐在檢場的高凳上看白戲。看著看著，我就想：要是我也能登台演戲，不但自己有飯吃，還可以掙錢養家，這樣，父母就用不著發愁了；只是，從爹平時的言談裡，我知道他是絕對不會同意我走這條路的。

我 13 歲那年，家中生活實在維持不下去了，我終於得到娘的同意，經親戚介紹，進了越劇四季班，拜張福奎為師傅。這時我爹已經病重，我進戲班學戲一事，當然不敢告訴他老人家。我的藝名陸錦花，也是採用了娘的姓氏。不料我學戲三個月剛出頭，爹就與世長辭了。一直到他臨死，我們娘兒倆仍然不忍心把我學戲的事情告訴他，為的是怕他為此傷心。

四季班是四個教戲師傅各帶徒弟拼起來的，所以大家都稱它叫“湊攏科班”。我師傅張福奎是道士出身的花臉演員。早年他生活在鄉下，有戲演時就上舞台演戲，無戲演時就做道士。他為人心地善良，知道我家裡不寬裕，收我為徒時就沒有要我辦酒水買大蠟燭。因我身材扮相比較纖細柔弱，嗓音也比較柔和，不宜演花臉而宜扮小生。這樣大花臉收了個女小生徒弟，不能直接教唱教演，師傅為此傷透了腦筋，也操了很多心。當時，上海越劇著名小生不少。女小生有屠杏花、竺素娥等，但因沒有門路，自然無法同她們結識。著名男小生有朱維榮、王永春、花碧蓮等。朱、王兩位我倒見過兩次，他們看了我的長相，聽了我的唱，覺得是塊“料子”，於是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向我師傅試探說：“你這個徒弟不錯，過堂給我們怎麼樣？”張福奎師傅既捨不得我，又怕當面拒絕會得罪了名角兒，所以巧妙地推托說：“此事我作不了主，得問徒弟本人啊！”事後，朱、王果然來問了我，我當時心裡想，拜這些名角兒為師當然好，可一筆費用花不起啊！再說這樣做一定會傷了師傅的心，我可不能幹對不起師傅的事。想到這兩層，我拿定主意大著膽子回答說：“我只要一個師傅。”這天真稚氣的回答，當時惹得大家都笑了。尤其我師傅笑得更歡。事後，他常常稱讚我有良心，講義氣，緊要關頭不嫌棄他這個“討飯師傅”。從此，他更加悉心關照我，舊社會不少師傅都把徒弟當丫頭使喚，端茶、盛飯、倒洗臉水，樣樣要幹。可張福奎師傅卻待我如自己的孩子，從不差我跑腿打雜。為了把我帶出師，他利用日夜場之間的空隙為我說戲，為我配琴。上戲時間則帶我到劇場後台去看戲、聽戲、“搶”戲、“偷”戲，叫我模仿其他小生的唱、念、演，囑咐我吸收眾家之長。這也就是我師傅那時候培養徒弟最有效的辦法啦！

功夫不負苦心人

當年我們學戲，三個月就要登台演出。小姐妹們年齡大多在十三、四歲。為了掙一口飯吃，大家硬是廢寢忘食地用功，絲毫不敢馬虎。那時劇團一般是日夜兩場，有時一天三場。中間還要唱堂會、唱電台。場子裡基本上天天換戲。只要好好學，每天都能學到新的內容。我後來演出的《仁義緣》、《火燒百花台》、《珍珠塔》等許多戲，就是靠天天在台上台下泡，靠抓緊一切機會邊看、邊學、邊演學會的。記得我演《平貴別窯》，因為人小體弱，只好唱前半段戲，薛平貴別窯一場，我背不動靠旗，只好由其他男演員來演。為了保住飯碗，我一天二十四小時，除了睡覺閉上了雙眼，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唱啊念啊，背啊記啊，常常是一邊吃飯一邊還在默背台詞，一邊走路一邊還在揣摩唱腔。我從小體質較差，武功練得不多。但為了使唱念功底打得扎實一些，有段時間，我曾堅持每天到劇場屋頂平台上練嗓，即使下雪刮風，也不間斷。為了讓聲音送得遠，我曾按照老一輩的土辦法，故意對著風口喊。為了聽清唱念每個字的回音，我曾專門對著牆壁練發聲；為了練出厚實的底气，也為了怕練唱聲透過一層相隔的落板，被鄰居聽到惹人討厭，我也曾在家裡特備一口大甕，每天對著甕口使勁叫嗓練唱，注意把聲音悶在甕里。雖然這些練唱方法並不科學，但心血畢竟沒有白費。所以後來觀眾們稱讚我的唱念具有字字送聽的特點，說我善於把鼻音、後腦音與喉音結合運用，唱腔也比較清越醇厚、柔和委婉。這些褒獎之詞，我受之有愧。但觀眾們所以會真心誠意喜歡我的唱，我想同我當年在這方面下過一番苦功是分不開的。記得解放初期我在國聯大戲院演出較多，這個劇場原是放電影的，約有四十排座位。當時場內沒有擴音設備。可許多老觀眾對我這一段演出印象特深，至今不少人見到我還常常提起當年在夜小比較纖細瘦弱，但由於小時候學戲唱戲天天上“站課”，即：上台跑龍套要站，“偷”戲立台角要站，開飯要站，化妝也要站，每天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。所以我的小腿勁至今還挺好。粉碎“四人幫”後，當我重上舞台時，那十三年未登的高靴穿上腳，居然仍能隨心自如地穩步行走，這使我自己也感到意外。我想，這大概也應歸功於小時候練慣了的“站功”吧！我說這些並不是說我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底，而意在說明這樣一個道理，一個演員站到舞台上，他能挑起多少分量的擔子，這與他在練功時付出的汗水是成正比的。常言說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在藝術這塊土地上耕耘，想少勞多得是不行的。

記得四季班解散後，我隨師到金門戲院唱三肩小生，那時戲班的頭肩花旦是魏銀鳳，小生是沈君玉。在這裡，我依然處處當有心人，要我演什麼我就學什麼。除了演我的本行戲路，還常常頂老生戲、頂小花臉。有時頭肩小生有事要遲到，老板就臨時給我說一說戲，我就得匆匆上場了。所以有人說三肩小生不好唱，這是頗有道理的，因他既要學頭肩的戲，又要學二肩的戲，還要隨時準備頂其他角色的戲，不早早做有心人多學幾手是不行的。在《王華賣父》一齣戲中，我就扮演過小花臉。總之，台上天天換戲，我也不斷跟著換角色，換行當。演一行就學一行，這樣對自己確實也是個鍛煉，所以這段時間我學到了不少東西。

觀眾現在已習慣把我的唱腔稱作“陸派”。我回顧了一下，這個“陸派”之所以會形成，淵源也在於“有心”兩字。記得就在我學戲第一年，為了看戲、“偷”戲，我跟著師傅跑遍越劇各家戲館。其中印象最深的，是曾經與袁雪芬合作的女小生馬樟花。她那圓潤流暢的唱腔，瀟灑優美的台風都特別吸引我。因此，我就結合自己的嗓音條件，留心多看她的戲，多聽她的唱，反復學習、琢磨她運氣潤腔的方法，模仿“馬派”唱腔的幾個常用特徵音調，反復吟唱。這樣久而久之，我在自己的演唱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唱腔特色。所以袁雪芬同志也曾說：馬樟花的影子，可以到小陸身上去找。

“不怕學不成，就怕心不誠”，靠著一門心思自己要，靠著各種擔子都肯挑的一股子拼勁，盡管學藝艱難，我們許多姐妹終究熬過來了、闖過來了。因為生活逼著我們全力以赴爭自立，千方百計站住腳啊！

十六歲那年我進了袁雪芬等為台柱的大來劇場後，開始唱二肩。在那裡我演的第一齣戲是《古廟冤魂》，接著演了《香妃》。這期間我演過許多童角戲。如在《嫦娥奔月》中我飾小兔子；在《絕代艷后》中我扮如意；在《凄涼遼宮月》、《月光曲》、《女兒國》等戲中，我均扮演袁雪芬所飾女主角的兒子；在《黑暗家庭》裡我演她的弟弟。為此，老觀眾對我這有一戲路非常熟悉，也比較喜歡。在《一縷麻》裡我演沈君玉，該劇中袁雪芬與我的對唱，還曾在 1945 年灌了唱片。 1947 年歇夏以後，我離開“雪聲”，那是因為團裡大多是年輕人，我當時也只有 20 歲。當時班子組織常常隨著老板的生意情況發生變動。在少壯最早同我合作的頭肩花旦是王文娟。我倆曾曾搭檔演過不少時裝戲。如第一次上演的《禮拜六》以及後來演出的《天倫之樂》、《女伶受辱記》等，就都是時裝戲。在王文娟之後與我先後合作的還有張茵、許金彩、張雲霞等。總之，回顧自己少壯時期的腳印，少壯的舞台生涯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難忘的一頁。

“為口飯，落個難”

提到當年我們學戲演戲的生活環境，那確實也是非常艱苦的。姐妹們那時有句口頭禪，叫做“為口飯，落個難”

，“為了一日三餐，夜里困在台板”。我們學戲的第一年，沒有紅利。一只戲台，吃飯當飯桌，睡覺當眠床。每天兩頓大鍋飯，大家稱之為“劉秀搶飯”。為甚麼說“搶”呢？因為全班人每頓只供應兩淘籮飯，誰先到誰先吃，誰搶得快就吃得飽，要是去晚了，那只好挨餓。下飯菜一般只有鹹菜、青菜、豆芽菜，每月僅初一、月半吃兩次肉。我們這些窮藝徒，除了要為搶飯發愁外，還要為上台沒有“行頭”擔憂。記得我登台首演的幾個彩頭戲是《雙珠鳳》中的《倪鳳扇茶》、《盤夫》、《十八相送》、《樓台會》，接著就演《沉香扇》、《百花台》、《碧玉簪》等。這期間我穿的“行頭”，都是東拼西湊借的。因此常常不是太長，就是太大，穿時必須中間疊起一大塊，再用絲帶紮住才能上台。有的角色需穿蟒袍或繡花裙子，那就由師傅出面去租。我自己置辦的第一套“行頭”，是用我姐姐結婚時的一個綢軸子拼做的。以後省吃儉用添置了幾套襖子、素褶子和靴子，也都是由我娘一針一線親手縫製的。一直到我十六歲進大來劇場（在當時算是進大劇團了）唱二肩小生，我也才只有一件蟒頭和兩件繡花褶子。當時我們演員要辦一點“行頭”，那真是不容易啊！

舊社會的藝人除了生活上苦不堪言外，有時還會遭到地痞流氓的搗亂。有一次，我在三星大戲院演出，戲剛演完，戲館裡突然闖進幾個壞傢伙。師傅們完全明白這批壞蛋有幾根壞肚腸，根據以往經驗，他們趕緊把我們幾個長得端正些的姑娘藏起來。有的藏在布景堆裡，有的藏進破椅子堆中，張福奎師傅則別出心裁，匆忙間把我藏進了一隻大行頭箱中。為了怕我像老戲《借紅燈》中的林逢春那樣，被悶死在箱子裡，師傅還特地在落鎖的地方撐了一根硬木片。此事距今數十年了，可那天躲在箱內逃避厄運的滋味，卻叫人一輩子也忘不了。

 

( 風前橫笛 , 清歡提供 )